1945年，川岛芳子落入军统手里，可军统手段用尽，她就是没反应。这时，戴笠拿着尺子靠近川岛芳子，一边量她的下体，一边轻声说：“当年他是不是就这样！”川岛芳子突然大叫起来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
戴笠推门而入，皮鞋在铺着稻草和木屑的地板上踏出“吱呀”的响声。他没穿将校服，只披着一件灰呢大衣，手里把玩着一把二十厘米长的黄铜尺。那尺子在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冷光。
“显玗，或者我该叫你川岛芳子？”戴笠的声音不高，却像针尖一样扎在寂静的空气里。
川岛芳子冷笑一声，用流利的日语回敬：“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，受国际法保护。你们无权审判我。”
戴笠没有生气，他缓缓走到她面前，用那把铜尺挑起她的下巴。芳子下意识地后缩，身体撞在陶制的尿壶上，碎片划破了她的小腿，鲜血顺着脚踝流进鞋底。
戴笠盯着她左手上那个1928年留下的陈旧烟疤，那是她曾经为了证明自己“不再是女人”而自烙的印记。
“你以为剪了短发，穿上军装，就能抹掉这具身体里的血脉？”戴笠俯下身，语气变得阴冷，“还是说，你觉得变成一个‘男人’，就能忘掉川岛浪速对你做过的那些事？”
听到“川岛浪速”这个名字，川岛芳子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原本挺直的脊梁瞬间瘫软了一半。
时间拨回到1912年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。那一年，她还不叫川岛芳子，她是肃亲王善耆最宠爱的第十四格格——显玗。为了所谓的“满蒙独立”大业，亲生父亲将年仅六岁的她当作一份“政治礼物”，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。
送别那天，北平的雪下得极大，显玗拽着父亲的袍角不肯放手，哭喊声在空旷的王府里回荡。
然而，那位一心复辟的大清王爷，只是绝情地掰开了女儿的手，将她推向了未知的深渊。他以为送出去的是一粒复国的火种，却不知那是将亲骨肉送进了魔窟。
在日本的长野县，川岛浪速对这个清朝小公主并没有多少温情。在显玗的记忆里，这个养父总是带着一股酒臭味。她十三岁起就开始在夜里反锁房门，枕头下藏着一把锋利的剪刀。然而，恶魔终究还是撕碎了所有的防线。
1924年，十七岁的显玗正在读高中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川岛浪速闯入了她的房间。这个禽兽般的养父在施暴后，竟然无耻地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你父亲肃亲王是仁者，我是勇者。仁者与勇者结合，必能产生勇猛之子。”
显玗崩溃了。她在那一晚彻底杀死了曾经的格格。第二天，她剪掉了一头如瀑的长发，穿上男人的西装，对着镜子冷冷地发誓：“我永远不要再做一个柔弱的女人，我要变成一个比男人更冷酷的战争机器。”
她开始抽烟、骑马、练习射击，甚至为了在间谍圈立足，不惜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。她在东北制造骚乱，在上海挑起事端，在沈阳的“翠明庄”辱骂那些被强征的慰安妇。
她疯狂地参与政治，试图用权力来掩盖内心的卑微与肮脏。她像是一朵开在腐尸上的罂粟，极尽妖娆却满身剧毒。
审讯室内，戴笠似乎看透了她所有的伪装。他突然站起身，用那把黄铜尺在芳子的肩头量了一下，接着，尺子竟然顺着她的胸口迅速下移。
“不要！”川岛芳子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那是她潜意识里最深的恐惧。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阴森的日本宅邸，那个男人也曾拿着戒尺，一边测量她的身体一边实施兽行。
戴笠并没有停手，他凑到芳子的耳边，压低声音，用日语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浪速大人当年，也是这样测量你的吧？”
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川岛芳子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，她像发了疯一样，用头猛地撞向冰冷的青砖墙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额头上的鲜血混着泪水，将她那张原本妖冶的脸涂抹得狰狞可怖。
“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”她瘫倒在稻草堆里，蜷缩成一团，哭得像当年那个在大雪中被父亲抛弃的六岁女孩。
戴笠冷冷地看着这一幕。他知道，眼前的这个女人已经彻底废了。她不是什么间谍之花，她只是一个在权力与欲望中迷失、被父权与殖民者共同摧毁的可怜虫。
1948年3月的一个清晨，北平第一监狱的后山响起了清脆的枪声。
川岛芳子倒在血泊中，依然留着那头男式短发。临刑前，她写下了一封绝笔信，上面只有寥寥数语：“有家不得归，有泪无处垂。我非中日人，此恨向谁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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